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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主要制造大国、汽车消费市场确定“碳中和”时间表，除了在制造、消费环节中推进减碳工作，还需要一名特殊的二氧化碳“捕手”和专属的“封存罐”。
近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中国海油、壳牌、埃克森美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合作建设大亚湾区海上规模化碳捕集与封存集群研究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其储存规模可高达1000万吨/年，有望成为中国首个海上规模化碳捕集与封存集群。该项目建成后，将帮助大亚湾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满足该地区企业的减碳需求。
“中国的脱碳路径极具雄心——需要在30年内实现从约1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净零排放的跨越。”壳牌中国集团主席黄志昌认为，仅靠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很难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积极实施碳移除。
“近年来，一些行业找到了自己的零碳路径，但还有不少行业很难只靠自己实现零碳排放，必须借助外力实现碳中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记者，借助外力实现碳中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森林碳汇，通过森林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但这样能处理的碳排放量十分有限；另一种则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以下简称“CCUS”）。
马军介绍说，近年来，由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各国担心能源安全等因素，不少主要经济体不得不重启煤炭等传统能源，这让“减碳”工作面临更大压力，也让碳捕集与封存得到了更多关注。
挪威能源研究机构Rystad Energy的研究表明，未来3年，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累计将超过500亿美元。还有咨询公司预测称，到2040年，碳捕集与利用的市场规模可能达到5500亿美元。有趣的是，无论是世界首富、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还是长期关心气候问题的“前首富”比尔·盖茨，均投入了大量资金到碳捕集技术中。
事实上，继CCUS重大示范项目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后，内蒙古、广东、重庆等地出台了多个支持政策，对CCUS在当地的发展作出前瞻性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在碳封存方面，中国拥有显著的地质潜力，地下碳封存量预计可达2.4万亿吨，仅次于美国。目前，中国有40多个CCUS试点项目，总封存量达300万吨，其中许多项目是与提高石油采收率相关的小型开发项目。
“在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解决方案中，碳捕集与封存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黄志昌表示，壳牌期待携手合作伙伴推动中国碳捕集与封存产业的发展，共同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对碳捕集与封存的需求激增，这为壳牌行业脱碳相关业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壳牌新兴能源解决方案执行副总裁Anna Mascolo表示，通过合作建设大亚湾海上规模化碳捕集与封存集群研究项目，不仅能满足不断扩建的南海石化项目和该地区其他工业企业的减排需求，还将助力壳牌整合和扩大在中国不断增长的低碳能源业务。
Anna Mascolo介绍说，为实现到2050年成为净零排放的能源企业的目标，壳牌已将发展碳捕集与封存作为重要战略方向，力争到2035年达到2500万吨/年的碳捕集与封存能力。
“对于一些难以脱碳的行业来说，碳捕集与封存是一种‘托底’的技术方案。”马军举例说，通过将大型发电厂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并妥善封存或加以利用，就能在极大程度上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碳中和”进程。
《中国能源体系2060碳中和报告》预测称，到2060年，在净零排放能源体系中，每年将需要捕集并永久封存13亿吨二氧化碳。这意味着，未来40年，CCUS的封存量需要提高400倍以上。
尽管这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但高昂的成本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业内人士提醒说，许多CCUS技术即将或者已经实现商业化，但其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创造条件来支持利益相关方进行投资。
“长期来看，实现‘碳中和’要靠两条腿走路，降低碳排放、碳捕集与封存缺一不可。但眼下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降碳工作上。”马军坦言，现阶段CCUS项目普遍存在建设成本高、技术难度大等难点，同时也要考虑到，一旦地质条件巨变，可能导致封存效果存在不确定性。“CCUS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长期工程，现阶段不宜匆忙地大范围推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许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