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延高被质疑折射社会对官员的焦虑
这里有一个疑问：有多少人读过车延高的诗，有多少人读过他的诗集《向往温暖》？如果有谁读过，大概也就是最近出于好奇，读到新闻报道中提及的《徐帆》和《一瓣荷花》而已，后者是诗集《向往温暖》的篇什之一，而前者采自车延高博客，是人们专为定义“羊羔体”而精挑细拣出来的。其诗好坏姑且不论，不读作品而品诗论文，是为妄评横议。
人们敢于否定车延高的诗，最重要的不在于“文本”，乃因他是一名官员。在人们的印象与推理中，一来官员与现实隔膜，写不出好诗；二来官员很可能搞“权名交易”，将权赚名，将钱买奖。武汉市纪委书记职属正厅，官品不低，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上，大概不会是“纯粹的人”。这样的人写出来的诗，如果获奖，就给人太多想像空间。
就在这种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人们彻底否定了车延高的诗。并且，因为车延高的缘故，有人提出，官员身份与诗歌不可调和，如果车延高真想写诗，就应该辞官。但中国古典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朝廷命官写的，这是文学史常识。做官而写诗，文人而做官，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常见。比如歌德当过魏玛首相，非洲诗人桑戈尔担任过塞内加尔总统，邱吉尔担任过英国首相。尤其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他是一名剧作家，以作家身份介入政治后，赋予政治以更多人道主义内涵。文人从政，有时候可收改良政治之功。
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迎接官员写诗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社会性的冷嘲热讽。作家和文学重新遭遇“出身”问题了，这是一种危机，需要社会认真对待。官员似乎要失去写诗和获奖的权利了，因为它加重了民众对权力被滥用的焦虑。这种官民关系的持续紧张，使官员的社会生存日渐陷入窘境，人与人之间“温暖”不存，每个人都活得不轻松、不自在。
反过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信任的诸多好处，特别是官民相互基本信任的好处。比如在信任存在的前提下，官员可以写诗，可以出版著作，可以坦然地被评奖和获奖。官员子女交通肇事，责任也不会被追究到父母那里。
我们需要提振社会信任，这有赖于作出一系列变革，而变革的主动权掌握在官员这一边。现代社会的伦理，由“德性”走向“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是制度约束的产物，它靠的不是人的德性。官员应当从社会现实中体认到变革的内在需要，自觉自愿地把官员置于制度规范之下，这可以给官员们保留写诗和获奖的自由，为官员赢得做人的尊严。